華為手機

終於也換了手機，這次是華為Mate 8。放棄了一路來喜歡的HTC，真是有點不甘心。但是這幾年下來，HTC在大馬的買家越來越少，電訊商也沒有什麼HTC手機的配套，真是可惜。
這個手機算是高端的，現在就在試用。我一向來喜歡用繁體字，華為的鍵盤還不錯，蠻好用。但是最好用的我還是認為是HTC的。

苹果公司和联邦调查局

2015年12月2日，在美国加州圣贝若迪诺区发生一宗恐怖袭击案件，枪手Syed Rizwan Farook和妻子Tashfeen Malik在一个节日派对里大开杀戒，开枪打死了14人，伤了22人。调查人员寻获了Farook的iPhone 5s，要求美国苹果公司（Apple Inc，苹果）对手机进行解锁。

苹果公司和联邦调查局(FBI)的事件来到周三有了最新发展，苹果公然违抗了法官命令，拒绝帮助政府人员解锁Farook的iPhone手机。苹果在这件事的立场明确，保密数据技术是苹果独家拥有，苹果担心解锁技术会被执法当局滥用，有义务保护用户的隐私、确保他们的数据安全。代表联邦调查局的律师认为苹果的观点是出自市场顾虑，因为代表联邦调查局现在只要求苹果纯粹为Farook的那台iPhone保密开锁，所以苹果的考虑立场说到底还是为自己的公司。

苹果最主要的论据基于要是这次协助了执法当局，这等同于开了先例，下次执法当局可以继续引用来对付其他人，这将会威胁到所有客户的隐私。个人认为，在这间事上，已经牵涉到 14条人命，而且新的讯息可能会挽救到其他人的性命。生命何价，这还不够吗？用户隐私是重要，但会重要过人命吗？问问一般人，在解码技术可能导致个人隐私被滥用和解码技术可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之间选一，你会选哪一项？相信大多数人都体悟到生命的可贵，而选择后者。很可能那台手机还有其他非常重要信息，包括同党和相关其他恐怖袭击的计划，但是我们完全不得而知，这全因为一间自私的公司决定这么做。Farook的恐怖袭击造成了14人丧生，如果说这不足以让苹果和联邦调查局合作，那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冷血的结论，那就是这14人是小人物，没重要到让苹果牺牲市场利益来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如果这起案件的死者是14名众议院议员或超级大亨或美国总统生命受到威胁，苹果还可以如此狡辩吗？苹果如此做法，无疑是让恐怖份子在行动时如虎添翼，不再有后顾之忧，即使手机被搜获，也不怕泄漏秘密。 當然，既然無人可以為蘋果手機開鎖，就算是真有驚天秘密，也無法得知，蘋果根本就不必背負任何道義和法律上的責任。

马来西亚也面对极端宗教主义分子的威胁，警察部队也有网络反恐单位。至今，数十位IS分子已被逮捕。马来西亚反恐立场一向明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需要苹果的解锁技术协助，苹果会屈服吗？依照现在的趋势来看，富可敌国的苹果会拒绝任何国家的要求。现在苹果已经在美国本土违抗了庭令，那他们就更有理由不服从其他国家的指示。我认为是时候国际社会对这件事表明立场，马来西亚可以联合东盟的力量，采取同一立场，要求苹果在各国的反恐法律下合作，不合作的后果就必须付出市场代价，毕竟东盟各国都面对不同程度的恐怖活动。

学生自杀的反思

猴年三月，香港过得不平静，过去五天里，竟然连续发生了4宗学生自杀案，震惊了社会。 如果把时间放长来看，更是惊人， 自去年9月份新学年开始到现在3月的半年间，学生自杀案竟然高达20宗。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记得曾经看过每年有500名学生自杀的新闻。

最近的报导显示韩国老百姓的自杀率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中，排名连续12年高居榜首。根据OECD的资料显示，2014年韩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的29.1人。这个数目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6人。换句话说，在5千万的人口，就有接近14550的人自杀。自杀可以种种原因，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复杂因素。两年前，韩国首尔就发生过一个小家庭陷入极度贫困后，一家三口集体自杀的惨案。

韩国人身上，处处可以感受到个人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小学生的课后上补习班的时间往往和正课一样长，在韩国首尔江南区的竞争更是厉害，我的韩国经理同事就告诉我，他的家庭每个月需要花3000美元在孩子的教育费，虽然说2015 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就高达3万美元，几乎是马来西亚的3倍（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为1万2千美元），但这个教育费还是把我吓一跳。他的妻子也没有上班，韩国虽然是进入先进国的地位，但家庭观念还相对保守，很多女人为了家庭相夫教子，放弃事业完全依賴丈夫的比比皆是，全职在家看顾家庭老小。

话说回来，马来西亚还没成功晋升为发达国家，各行各业的竞争虽然大，但绝对没有到韩国之程度，社会压力也相对的轻。马来西亚各种族之中，自杀率最高的是华人，从2007年起取代印裔，成为自杀的最大群体，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华裔占了48%、印裔21%，以及巫裔13%。华人自杀之中一个群体为在籍学生，这是比其他种族较为特殊的，自杀一般发生在中学生和大学生身上，但是最近的案例连小学生都有，这显示了华裔子弟的学习竞争压力。笔者在双溪龙住家附近的高等学府就有学生从高楼跳下自杀的记录，而槟城的大桥更是众所熟悉的自杀黑区。大马的自杀率虽然比国际低，但华人的自杀率却是节节上升，自杀者的年龄年轻化更是让人担心。

韩国的成功固然令人羡慕，但背后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超高的生活费和屋价和超级激烈的竞争也造成韩国人普遍迟婚和减少生育，还有工业大量的自动化让年轻人面对高失业等等的问题。韩国现在和日本一样面对着超低的生育率問題，目前是1.4人。低于2.1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数量无法维持稳定，人数一代比一代少。根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在2015年12月给予的数据，马来西亚华裔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平均每位妇女生2.6个孩子下跌至2014年的1.4个，已严重跌至和先进国日本韩国的生育率，是各族中生育率下跌最多的族群。大马的自杀率，根据国大精神科的数据，大约为每10万人中12人。

华人在羡慕香港、新加坡、日韩的同时，应该在竞争力和人口数量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起新的生育观念。最后要问自己是否也要接受这种代价。

外勞、華人和經濟轉型淺談

外籍劳工、蓝领客工或外地劳工在马来西亚我们通常简称为外劳。当然也有白领外籍劳工，那是属于另一个阶级的劳工。150万外劳事件，政府从一开始坚持引进外劳到副首相宣布外劳政策大转弯，一系列变化让人看傻了眼。这课题让华人激烈的讨论外劳对国家各领域和各种族人口的影响，不管是在线上的社交媒介或是传统的报章，从咖啡店小人物到各政党政治人物都对这课题踊跃发表意见。这里笔者觉得也有必要插上一脚，抒发浅见。

祖先是外劳

无可置疑，绝大多数华人的祖先就是外劳。中国大陆南部的华人，从十九世纪开始就因为各种天灾人祸，不顾清廷的航海禁令，开始南迁到东南亚各地，也有少数去到北美洲和南美洲。南迁到东南亚一带的尤其是马来亚半岛（包括了新加坡）为多，很多都是在锡矿当苦力劳工，不然就到园丘从事开垦树胶园、甘密、胡椒等的工作。这情况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开打才停止。当时的新加坡是英殖民地的其中一个远东重镇，在这里设有华民护卫司，管辖当地华人的活动和监察华人在南洋一带的迁移。从1880-1938年的华人劳工移民的数据，Saw Swee Hock教授在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一书有详尽的说明。Saw Swee Hock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院的教授。他的资料分别取自华民护卫司、移民局和马来亚每月统计月刊。从洋人比较有系统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半个世纪里，每年几乎都有10万的华人陆续抵达马来亚。最高峰时期是1926-1930年，这5年期间，每年平均有30万人来马来亚谋生[1]。1931年开始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很多华人回国，从这个表计算，数目有40万之多。

英国殖民政府需要大量劳工开辟山林园区，就引进华人和印度人来这干这些苦差，当时我们华人先辈从事的就是属于3D的工作，辛苦、肮脏、艰难。这种情况，和今日我们引近外劳有何不同? 从劳动本质来说，没有多大不同，找一个有天灾人祸且拥有很多廉价劳力的国家，从那里大量引进劳工。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低层劳工移民历史的重覆，只是引进的外劳对象不同。差别就在于时代不同了，今日引进的速度更快，人数更多，从事的行业更广。另一个差别是在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后，政府引进的劳工最好是有些同样的文化背景，而且容易与主体民族同化的。

我们需要多少外劳？

笔者认为这是比较正确的问法。在政府大转弯后，就看到很多雇主着急了，急忙跳出来喊缺人，再没有外劳来会撑不住。其实我们应该问自己，少了外劳，我们的国家受到影响有多大？有多少行业无法生存？关于这个问题，必须以大视野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探讨。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从立国当初以农业为基础，到今日靠油气业和制造业承托起经济，一路走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500美元，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经济转型。但是，要从中等收入攀升到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还不成功，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窘境。150万外劳事件只是折射出这个窘境的最佳例子。

在经济低迷的今日，企业的竞争只会愈见剧烈，如何维持竞争优势是一大问题。要在竞争中获胜，一般只有两种方法，不外就是降低产品成本，或者把产品特性异化。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之当然是用降低成本的老招数，而利用廉价劳力当然是减低成本的捷径，企业利用廉价劳力来增加竞争力有错吗？笔者认为，在加强竞争力的原则下，我国厂商更应该善用廉价劳力，在达到一个市场规模时才来搞自动化。鸿海在中国的百万劳工大军，有纪律肯苦干，苹果的千万订单也只有它可以办到，这种劳动力有可能在西方找到吗？有了超大规模的市场，现在的鸿海要从百万工人提升为百万机器人大军就是这种应变。在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动力的背后是千千万万的中小型企业，问题是有多少中小型企业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公司？他们的市场规模能够承担自动化的费用吗？一般马来西亚的中型企业都在500人以下，而小型企业则在50人以下。有些中型企业还有有能力进行生产自动化，但是小型企业就不一样了。小型企业的特点就是能快速对市场波动做出反应，灵活调整策略和调动工作人员和快速开发新产品。灵活利用廉价劳工就有利于帮助小型企业达到这点，而且不需要的生产劳力可以快速遣散。纵观世界各地，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外劳就有数百万，数量之多可以达到国民的50%以上，卡尔达的劳工移民就占了人口比例的70%。在美国这个高科技国家，人口3亿，但非法劳工就有千万人之多，从事的也多是3D工作。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在高峰时期2011年，就引进8万外籍工人（白领和蓝领），造成民怨，怪政府让外籍工人涌入，拉底薪金水平。

今日经济转型的挑战

马来西亚在吸引电气和电子制造业的投资相当成功，这个行业曾经对马来西亚经济高速成长做出巨大贡献。但马来西亚的大多数的E&E制造业集中在组装和制造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品，需要大量外劳。在拥有大量廉价劳力的越南和中国崛起后，马来西亚需要进行产业转型，但产业转型的阵痛和挣扎令很多业者驻足不前，也不一定会成功。无法成功转型时，要降低冲击就需要大量外劳继续保持竞争力。

就算是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转型也面对艰巨挑战，马来西亚的Silterra晶圆代工厂就是一个很好列子。这个产业需要巨额资金来设立尖端工厂以创造高增值产品，动辄就要数十亿美金设厂。晶圆代工厂属于高技术门槛的电子工业，利用很多电脑集成制造，生产自动化，大量生产芯片，台湾的台积电就是这个产业龙头。大马Silterra背后有资金雄厚的国家主权基金支撑，就是如此也没有保证会获得成功。前阵子就传出中国中芯集团要买下Silterra，但在种种因素下，遭到前吉打大臣墓克里反对这项收购计划。这个高端产业竞争之剧烈，就连新加坡政府的淡马锡主权基金控制的Chartered半导体也遭受同样命运。Chartered半导体一度是业界的老三，规模只在台积电和联电之后。到最后于2010年，Chartered也选择退出，把全盘生意卖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财团。这个情况就有点像《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所言：有时候，注重客户的需求、投资在高回报的商机上，以及实施使企业走向成功的完美无暇的管理，都是错误的。

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有必要转型，3D业者也要逐步提升技术和待遇。但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还需要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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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表一。